布雷特.道格拉斯：我的妻子张纯如
《南京大屠杀》后记 | 作者:布雷特•道格拉斯 | 2015-12-13
1988年10月，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妻子张纯如，那时她是一个美丽可人、才华横溢的女孩，浑身充满朝气。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她将来会写出一部被翻译成15种语言的畅销书，我丝毫不会感到惊讶。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她去世7年后的今天，我竟然在为她的著作《南京大屠杀》写一篇尾声。我曾经以为，以纯如在30岁时表现出来的活力、激情和干劲，她即使到了80岁甚至90岁，也能写出伟大的作品。
虽然在遇到对方之前，我们都没有太多的约会经历，但相识不久我们就发现我们是完美的一对。我们幸运地在一起度过了16年的幸福时光。在我写作这篇尾声之前，有两本关于纯如生平的书已经出版：保拉•卡门(Paula Kamen)的《发现张纯如》(Finding Iris Chang)，以及纯如母亲张盈盈的《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The Woman Who Could Not Forget)。这两本书写得都很好，我建议想进一步了解纯如的人不妨一读。纯如的离世太过突然，加之她是一个不事张扬的人，因而她生活的许多方面和她的死因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感谢基本书局(Basic Books)给我这个填补空白的机会，澄清纯如生命中的诸多谜团，从而让她的精神和作品永留于世。
张盈盈的《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一书详细描述了纯如一生的点点滴滴，我无意对此做进一步的补充完善。相反，我将集中介绍几个我认为促进纯如成功的关键因素。纯如的父母都曾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以科学研究为业，因此纯如从小就重视智力成果的价值。青少年时期，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地方图书馆中花费数千小时，锻炼阅读和快速处理信息的能力。纯如编辑了一份详尽的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清单，以及奥斯卡获奖电影名单，并着手阅读其中每一部作品，观看每一部影片。她连休息日都在系统研究这些著作和电影。
纯如中学阶段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附属中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s University High School，简称伊大附中)，学校很小，但学习压力很大，学生主要由通过了严格入学考试的教授子女组成，大家学习都很刻苦。该校出了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其他许多获得杰出成就的毕业生。1985年，纯如被伊利诺伊大学厄本纳–香槟分校竞争激烈的数学和计算机专业录取，她是少数获得这一录取资格的女性之一。她大学期间的成绩非常优秀，原本有望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毕业，但她在即将获得学位时转到了新闻学专业。当时，学习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女孩相对较少，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培养计划的人则少之又少，而如此轻松地完成培养计划后又改换专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多数人会认为，入学几乎三年以后再改换专业会大大落后于新专业的其他同学，但纯如很快就迎头赶上，并获得了在《新闻周刊》、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实习机会。在《芝加哥论坛报》实习期间，纯如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在于撰写长篇专题报道，于是她申请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个颇负盛名的写作研讨班项目，并被录取。就读该项目期间，她年仅22岁，此时她遇到了自己的图书编辑，也是她后来的图书代理人——苏珊•拉宾娜。苏珊给了她一个题目，于是纯如开始为写作自己的第一本书《蚕丝》而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纯如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写作硕士学位之后，搬到加州圣巴巴拉与我住在一起。纯如一直对电影怀有浓厚的兴趣，于是她带着自己的一组照片去了某家人才机构，很快被选中在MC哈默的歌曲视频中担任一名舞者。然而，纯如第二天获得了一份麦克阿瑟基金会的申请书，于是决定放弃这一工作机会。我们觉得这可能是第一次有人拒绝MC 哈默及其公司的工作邀请。纯如的决定是对的，她最终获得了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
纯如后来又获得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得以继续《蚕丝》的研究工作。非常令人吃惊的是，纯如从未获得过任何自然科学方面的学位，也不隶属于任何大学或研究机构。
除了她的美貌、智慧和教育背景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促进了纯如的成功。不论自己名气多大，她从不羞于向别人寻求帮助或建议，她总是尽力完善自己。例如，1991年我们结婚时，纯如一想到需要向现场的200名亲友致简短的祝酒词，就非常紧张。然而，她自觉练习在公众面前发言，到1997年《南京大屠杀》一书出版时，她已经能在长达1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内吸引1 000名观众的注意力，就自己的研究和著作侃侃而谈。 在我们相处的前10年，看着纯如从一个时常害羞且有点儿内向的人转变成“超级纯如”，不仅成为能够写出畅销作品的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而且能用演讲打动听众，并赢得国家电视台的辩论，这真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然而，2004年夏天，“超级纯如”却在短时间内被精神疾病击倒，这又令人不胜悲伤。 关于纯如的生活和事业，世人心中一直存在很多谜团和误解。即使我自己，对此也仍然有一些疑问。但是，我认为我提供的信息可以澄清本书读者的某些谜团和误解。 第一个谜团是，纯如是否有过灵光一闪的“尤里卡时刻”。1994年年底，纯如参加了在加州库比蒂诺举行的一次会议，并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一个传播最广的神话是，纯如正是因为见了这些照片，才在彼时彼刻决定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与事实恰好相反。纯如一直保留着一份新书写作构想的详细清单，截至2004年她已经积累了400个构想。纯如从小就从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那里听说过南京大屠杀。1988年10月我们开始约会后不久，她就告诉过我自己想就南京大屠杀写一本书的愿望。一完成《蚕丝》的终稿，她就下定决心将日军对南京的蹂躏作为下一本书的首选主题，并开始进行相关研究。一个月之后，即1994年秋天，她参加了在库比蒂诺举行的会议，并见到了赞助会议的一群热心人士。通过这次会议，她见到了许多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照片，也结识了许多后来为她的研究提供极大帮助的人。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从那时起，人们开始认为，恰恰是那次会议上的照片给了她写作南京大屠杀的灵感，这一神话广为流传。但纯如从未做出过如此冲动的职业选择，她为《南京大屠杀》的写作计划了好多年，早在参加那次会议之前，她已经开始了相关研究工作。
第二个谜团是，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这两个选题导致了纯如的精神崩溃和最终死亡。纯如早在1997年就完成了《南京大屠杀》的写作，而且在2004年之前从未真正表现出任何精神疾病的迹象。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的过程中，她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她几乎每天都会向我介绍自己的最新进展，并经常与自己的父母和几位密友一起探讨相关资料。我的感觉是，与其说相关照片和阅读资料令她心烦意乱，倒不如说激发了她的工作动力，鞭策她尽最大努力叙述这些事件。令她难过的是，那些在1937年和1938年经历了如此多苦难的民众，60年后依然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她与巴丹死亡行军的许多老兵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老兵在1942~1945年遭到日军的残酷迫害。许多老兵与我和纯如的许多童年玩伴一样，都曾是来自美国中西部小镇的男孩，因此纯如对他们怀有深切的同情。纯如做相关调研时，大部分老兵都已年过八旬，到2004年，许多已经去世，或被诊断出患了不治之症。当纯如得知一位她以朋友相待的巴丹老兵去世后，我第一次见到她因为与工作相关的问题而崩溃并哭泣。
第三个谜团是，职业母亲的压力导致了她的精神疾病。从我们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出生到纯如精神崩溃的两年间，我们雇了一位全职保姆照顾克里斯托弗，并承担做饭、打扫卫生、洗衣、购物等家务劳动。我花了大量时间照顾克里斯托弗，我的父母和纯如的父母也来帮忙。在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方面，很难想象能有人获得比纯如更好的支持。
第四个谜团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政府应为纯如的精神崩溃负责。纯如自己相信这一点，这跟她在肯塔基采访时曾被强行送到路易斯维尔的精神病房有关。对她来说那是一段极为恐怖的经历，连续几天很少进食、喝水或是睡觉，她认为美国政府在背后盯着她。在她生命的最后三个月，她曾跟好几个人谈过这一想法，但我从未发现支持她这种想法的任何证据。
第五个谜团是，日本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为纯如的自杀负责。纯如的生活经历使她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日本人。1937~1945年，她的父母和他们的家人都经历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因此，纯如是听着日军暴行的故事长大的。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期间，她所接触的许多人都经历过日军对中国的侵略。 纯如巡回推介自己的图书期间，许多美国老兵(甚至许多来自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人)经常找到纯如，告诉她日军占领下发生的恐怖故事，以及他们对日本政府的恐惧。日本媒体和激进分子抓住任何机会对纯如进行文字攻击。 1998~1999年，当纯如积极推介《南京大屠杀》一书时，她收到了许多恐吓信。那时，纯如生活中的每件事都使她有理由害怕日本人，并造成恐惧的恶性循环。然而，当纯如开始专注于下一本书《美国华人》的研究与写作时，恐吓信逐渐减少，后来几乎没有了。在我与纯如共同生活的整整13年间，我从未发现任何证据能证明有来自日本的人威胁到纯如的人身安全，或做了导致纯如精神崩溃或自杀的事情。
很多人推测，纯如在2004年前就患上了精神疾病。这一观点可能与纯如的生活背景有关，另外可能是由于她的职业和生活方式。纯如的父母都经历过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国内战，他们给纯如讲过许多自己看到或听到过的恐怖事件。在纯如的写作生涯中，她研究过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纳粹的崛起及其对犹太人的迫害、“二战”期间的种种暴行，以及中国的内战、“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美国政府的许多做法让纯如深受困扰，尤其是2003年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攻击。大卫教派的袭击和杀戮、克林顿政府在莱温斯基丑闻期间对多个中东国家的轰炸、发生在科索沃的“人道主义轰炸”、2001年小布什政府对中国的敌对行为、爱国者法案对个人隐私和自由的侵犯，以及在没有犯罪指控的情况下无限期拘禁可疑恐怖分子的做法，这些都令纯如极为不安。在纯如看来，这一系列事件都在使美国变成一个能够实施各种暴行的社会，就像她所研究的那些暴行一样。她经常与别人就类似的话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并探讨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将会导致怎样的灾难性后果。纯如在公开场合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在私下的交谈中，她经常会情绪激动地讨论对她来说很重要的话题。偶尔与纯如有过私下交谈的人可能会认为她的行为属于狂躁症。我想这是因为她对许多话题都怀有浓厚的兴趣和感情，并且有足够的精力和智慧满怀激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1988~2004年，我没看出她这方面的行为有什么异常。
纯如是个目标导向的人，不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她大多数时候都专注于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在她职业生涯的早期，当需要讨好自己的老板、同事、编辑和出版商时，这种性格给她带来不少麻烦。然而，随着《南京大屠杀》的出版，当她发现自己的写作和演讲技巧如此受欢迎之后，她知道自己无须再为任何人工作了。极少有人能在30岁时获得这种自由，为公司或其他机构工作很容易使人变得顺从。当其他人不断根据上级和同事的反馈调整自己的行为时，纯如在自己生命的最后13年却不必在意其他任何人的看法。我认为，纯如在许多人眼中的反常行为并不是精神疾病的结果，而是因为她足够幸运，可以随心所欲地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新书促销给她增添了沉重的负担。对此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类比就是摇滚歌星的巡回演唱会。大部分时间，纯如一起床就要赶到机场，飞往另一个城市参加图书签售活动，并出席随后的聚会，直到夜里很晚才能回到自己在宾馆的房间。在图书签售过程中，很多人跑来告诉纯如“二战”期间落入日军之手的战俘和日军占领区的平民的恐怖经历。纯如通常会连续多日重复着同样的签售活动。她曾在1998年的大部分时间、1999年上半年、2003年的6个星期和2004年的5个星期，过着这样的生活。在她生命的最后7年中，生活状态无比混乱的情况下，纯如遇到的大部分人都是向她讲述战争期间日军恐怖暴行的人。 很多人都想过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纯如的精神崩溃。我自己也不清楚。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1999年夏天，为期一年半的《南京大屠杀》巡回签售活动终于结束。纯如打算在家休息和调整一段时间，我们也开始试着要第一个孩子。接下来的几个月，纯如遭遇了几次流产，这造成严重的荷尔蒙紊乱，我们后来知道荷尔蒙不调可能导致躁郁症的发病。她变得比2004年以前的任何时候都反复无常，并且极易激动。那时候见到她的人如果不了解她正因巡回签售和荷尔蒙紊乱而身心俱疲的话，或许会以为她患了精神疾病。
纯如的工作习惯也与常人不同。她大学毕业后直接成为一位自由作家，从未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从事朝九晚五的工作。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她经常通宵工作，以便能在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前完稿。她使用富兰克林每日规划记事本，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每天的工作效率。当有人请她为即将出版的新书写书封推荐时，她总是逐页阅读该书后再给出一份认真的推荐意见。因此，为避免拖延自己的工作计划，她总是工作到深夜。等她30岁以后，这样的工作习惯无疑使她承受着更大的身体和精神压力，这或许也是导致她精神崩溃的原因之一。
纯如29岁开始《南京大屠杀》的巡回签售活动，31岁时结束。在此期间，她至少去过65个城市，有些城市甚至去过多次。那时她还年轻，似乎能很快从旅途劳顿中恢复过来。然而，当她为《美国华人》一书宣传时，她已经三十五六岁了。她的旅行日程更短，但活动安排却更紧凑，而她没法再像6年前一样快速从疲惫中恢复过来。2004年4月，纯如动身去参加新书巡回签售，但5周后再回来时，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认为纯如长久以来对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惧和忧虑、频繁的通宵工作以及紧张的图书巡回签售等因素最终导致了2004年8月她在路易斯维尔的精神崩溃。保拉•卡门曾在书中写过，有一种精神疾病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以下就是纯如的恐惧不断升级的过程。 当我们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开始有自闭症的迹象时，纯如发现许多人认为疫苗是致病原因。她深入研究后发现，海湾战争中给士兵们注射的疫苗和服用的药物可以引起各种疾病。那时，我们去看了2004年版的电影《谍影迷魂》，影片中美国政府对海湾战争中的士兵实施了精神控制。这部影片让纯如更加焦虑。接下来的几天，她准备去路易斯维尔出差，会见亚瑟•凯利上校，并采访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这几天她晚上不睡觉，而是在网上查阅关于自闭症、海湾战争综合征以及各种阴谋论的资料。那时我们都非常担心她的路易斯维尔之行，但我们原以为她继续研究之旅的话就能够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不再理会那些阴谋论的内容。然而，由于缺乏睡眠，她的意识开始作弄她。她相信美国政府正试图给她下毒，因此她离家之后滴水不进、粒米不沾。由于不吃不喝且缺乏睡眠，她的状况迅速恶化。在状态极差的情况下，她给自己的母亲打了电话，她母亲建议她联系凯利上校。凯利上校的妻子是一位退休护士，他们看到纯如的状况后叫了救护车。在此之前纯如从未当面见过凯利，她开始觉得凯利夫妇或许是试图伤害她的同谋，因此她试图逃跑。警察和医护人员强行把她送到医院，以便对她进行全面检查。 根据纯如的说法，她被安置到精神病房，在那里一再遭到看护人员的威胁。此时她已坚定地相信，他们正试图给她下毒或实施麻醉，因此她在医院时再次拒绝饮食或睡觉。如果纯如是在家中出现精神崩溃，有她深爱和信任的人陪在身旁，她或许不会遭受如此严重的精神创伤。然而事实恰好相反，纯如断定那些在路易斯维尔试图帮助她的人都是小布什政府阴谋加害于她的一部分。在她生命的最后3个月里，我们一直没法使她摆脱这种想法。
纯如的父母把她从路易斯维尔接回家中之后，我们在为她寻找合适的精神病专家方面遇到麻烦。更糟的是，纯如是一个不配合的病人。我们解决生育问题的经历使她丧失了对大多数医生的信任。纯如对生育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通常比她遇到的医生知道得还要多。有了这种经历之后，她对大多数医生都不太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位出色的精神病专家，更需要纯如能够遵从治疗方案，但她对治疗过程的每一步骤都很抗拒。
纯如的父母和我都认为，送纯如去参加一个躁郁症患者互助小组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他们带纯如去参加该小组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会议。她在那里见到的都是没有战胜躁郁症的人，他们几乎都没有工作，许多甚至同时服用五六种药物。纯如描述说，这些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并表示自己永远都不会像他们那样接受治疗。此后不久，她的精神病医生正式诊断她患有躁郁症，并要求纯如服用情绪稳定药物进行治疗，而非抗抑郁症和抗精神病药物。后来我们知道，精神疾病患者在改换药物时，自杀的风险会上升。
纯如去世之后，她母亲对医生给她开的药物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亚洲人对许多普通的处方药更敏感。由于亚洲人只占美国人口的一小部分，这些药物很少对亚洲人进行测试，因此亚洲患者在服用这些药物时产生副作用的风险更高。纯如的情况可能正是这样，她所服用的药效强劲的抗精神病药物和情绪稳定药物似乎在她身上产生了许多副作用。
医生诊断她患有躁郁症并为她改换药物两天之后，纯如的母亲在她手包中发现了一份里德枪械商店的枪支安全使用手册。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她计划买枪的迹象。当我们就此质问她时，她说自己确信美国政府即将加害于她，她需要一支枪自卫。在会议上见到重度躁郁症患者、被正式确诊患有躁郁症、更换药物以及药物的副作用等因素综合在一起，使纯如陷入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纯如的父母、精神病专家和我都努力找来一些成功战胜躁郁症的人与她聊天并鼓励她，但已经来不及了。
有了在路易斯维尔的经历之后，纯如坚信小布什政府想要加害于她。她希望约翰•克里在2004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能击败小布什，然而11月3日小布什宣布赢得选举。想到还要再遭受4年的迫害，纯如觉得难以忍受。警察在她去世后调查发现，她在小布什获胜后的第二天就购买了一支手枪。
我认为导致纯如自杀的另一个因素是她的骄傲，这一点其他人从未提到过。纯如在自杀前留给我们的遗书上写道：“如果你们能记住我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最意气风发的样子，而非我从路易斯维尔回来之后眼神憔悴的病人形象，那再好不过了。”
就个人层面而言，纯如完全是一个不爱炫耀的人。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她开着一辆杰傲米特罗汽车。如果有人未经预约来到我家，会发现纯如戴着厚厚的眼镜，没有化妆，穿着T恤衫和松松垮垮的运动服。然而纯如出席公共场合时，发型和妆容都堪称完美，她戴着隐形眼镜，身穿传统的职业套装，向公众发表早已准备好且预先排练过的演讲。她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树立并维持自己的公众形象。我认为，她觉得自己精神崩溃之后再也无力维持这种形象了。
纯如在短暂的一生中共写过三本书。第一本书《蚕丝》是基本书局的编辑苏珊•拉宾娜为她选的题目。最后一本书《美国华人》是维京企鹅出版社的出版人给她选的题目。《南京大屠杀》的题目则是纯如自己选择的。这是她自小就想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占据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数周之久，被翻译成15种文字。鉴于她已经拥有的财富和在出版界的影响力，她可以在有生之年就任何自己喜欢的题目进行写作。我们无法预料如果她能够继续写作50年，将会取得何种成就。
纯如去世之后，很多人说纯如的精神激励着他们继续从事纯如未竟的工作。我曾建议他们查阅纯如在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伊利诺伊大学收藏的资料。只有对这些卷帙浩繁的原始资料有充分认识，才能真正读懂纯如的三本著作。胡佛档案馆中保存着一份纯如的写作构想清单，我支持那些想继承纯如遗志的人完成其中的任何一个题目。
纯如的梦想是能把她的书拍成纪录片或故事片。尽管许多人声称他们在《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基础上拍摄了电影，但截至我写作本文之时，还没有哪位制片人就纯如的任何一本著作拍成纪录片或故事片。纯如是个无神论者，但如果她能从天堂俯瞰人间，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更令她高兴的了。
有很多默默无闻的英雄，正从事着纯如未竟的工作。2004年夏天，当我们的儿子克里斯托弗表现出自闭症的最初迹象时，曾于1991~2002年写过三本书的纯如作为一个出色的母亲更是无人可及。为能给克里斯托弗提供最好的治疗方案，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能，纯如进行了所有必要的研究。然而，2004年的纯如已经开始走向精神崩溃。她自杀之后，克里斯托弗变成了一个年仅2岁就失去母亲的自闭症儿童。这时几位女性伸出援手，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由于纯如的精神疾病和去世留给克里斯托弗的母爱缺失。纯如去世后第二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们的邻居孙密•卡布拉尔(Sun-Mi Cabral)及其姐妹孙宁•帕克(Sunny Park)对克里斯托弗悉心照料，视如己出。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接下来的两年一直为克里斯托弗烹制营养丰富的饭菜。克里斯托弗被诊断为自闭症之后，我的女朋友水洁冰(音译，Jiebing Shui)辞掉工作，搬来跟我们住在一起，成为他的继母，并把全部时间用在带他进行治疗上。他的第一个适应性行为分析治疗师汉娜•阿尔梅达(Hanna Almeda)在让克里斯托弗与他人进行口头交流方面获得了巨大进展。然而，当水洁冰开始忙于照顾我们的新生儿，汉娜•阿尔梅达去帕洛阿尔托公立学校工作后，克里斯托弗的状况开始倒退。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父母肯•道格拉斯和劳恩•道格拉斯卖掉他们退休后的房子，搬到伊利诺伊大学附近的诺马尔居住，因为这里有全美最好的特殊教育项目。我和家人也从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搬到了父母所在的社区。我的父母将退休时间全都花在照顾克里斯托弗上，从而为他创造一个能够发挥自己全部潜能的机会。自2007年以来，梅丽莎•沃森(Melissa Watson)开始担任克里斯托弗的适应性行为分析治疗师，她比任何人对克里斯托弗的帮助都要大。其他许多治疗师也曾参与过对克里斯托弗的治疗，他们是：汉娜•戈梅(Hannah Gomez)、莫妮卡•博泽克(Monica Bozek)、特里西娅•弗格森( Tricia Ferguson)、苏珊•孔卡尔(Susan Konkal)、萨拉•康克伦(Sarah Conklen)、梅甘•沃森(Megan Watson)、格雷斯•沃森(Grace Watson)、安杰拉•沃森(Angela Watson)、蕾切尔•弗格拉(Rachael Wrage)、克里斯廷•亨斯伯格(Kristin Hunsburger)、贝瑟尼•英格拉姆(Bethany Ingrum)、加文•米多尔(Gavin Meador)，以及其他许多伊利诺伊州布卢明顿复活节印封协会和伊利诺伊州诺马尔自闭症中心的治疗师。 纯如是一个英雄，她勇敢地向世人讲述了南京人民在1937年冬天至1938年期间所遭受的种种劫难。纯如或许又是一个悲剧式英雄，因为她那异乎寻常的激情和干劲不仅使她在29岁时就取得惊人成就，而且也导致了她的精神崩溃，年仅36岁便英年早逝。纯如通过她的著作和图书巡回签售活动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她所认识的人中，我只见过一小部分，而且在她去世7年之后，我对她的了解仍在不断加深。
布雷特•道格拉斯
2011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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