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17日电 据新华社“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中日关系近年来跌宕起伏，风波不断。对于中国的发展，日本和中国其他邻国相比，显得惴惴不安。说起来，日本对中国有一股特有的不服输劲头，这可以说是日本自古就有的独特的“小中华情结”的体现。

古代东亚，曾存在以中国为顶点的册封体制，日本虽曾一度加入该体制，但早在公元607年，圣德太子在遣使小野妹子递交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就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无恙”，608年，日本在回函中又说：“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言下之意，日本和中国平起平坐。

　　日本的“神道”“神国”观念，也与这种不服输心理有关。日本近代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富苏峰就指出：“日本古来受到中国的巨大影响，在意识到无法与中国匹敌的情况下，不屈服地从灵魂中生产出了独自的东西，这就是神道。将对中国的自卑感转变为日本独自观念的分水岭就是圣德太子。”

可见，自隋末开始，日本就非常自觉并且特别注重保持与中国平起平坐，对中国有一种不服输的心理。如今，日本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史实就是，虽然日本曾派遣遣唐使向中国学习文化，但是从不向中国称臣。

受东亚册封体制中“华夷观念”的影响，与朝鲜、越南一样，日本也很早就出现了“小中华思想”。日本朝廷以“中国”自居，对日本列岛上尚未被其纳入统治的族群称为“夷”，如奈良时代的上表文中，就有“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的说法，一直到明治维新时期，天皇诏书中还说要“明华夷内外之辨”。

　　日本人在形成“小中华思想”的同时，还力图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中心和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但要想成为“上国”，就要有自己属国。日本自视为一个中心，视渤海、新罗为屏藩，把渤海、新罗派遣使节视为朝贡。日本天皇在致渤海国的国书中，采用宗主国对藩国大酋长的“敬问”，以对待属国的口气获得“上国”的满足感。日本天皇还常常以父皇帝的口气致国书给新罗国王，用词极其苛刻。这种歧视朝鲜半岛的思想一致延续到现在，如今，仍有日本右翼学者声称朝鲜半岛文化不过是中国的“拙劣仿制品”，将韩国与中国关系走近称为再次沦为中国的属国。

正是这种“小中华情结”，使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有种不服输心理。例如，1401年，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跪接明朝诏书，导致日本国内群情激奋，有人甚至痛哭流涕。

到了16世纪末,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野心勃勃地准备征服明朝并进而占领印度，为此发动了侵朝战争。虽然丰臣秀吉侵朝失败，这一挑战东亚册封体制的行动没能成功，但是明朝的灭亡，使日本开始怀疑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

　　进入江户时代后，日本挑战东亚册封体制的方向转向了琉球国，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割占了琉球一半国土，并强迫琉球向萨摩藩进贡。

在蒙古族和满族这样的异族统治中国的时候，和朝鲜一样，日本人就认为“中华已灭”，自己才是正统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如同朝鲜认为满清是“犬羊胡虏”，是“胡皇”一样，日本并不认同元清两朝是中华文化，有着强烈的“尊王攘夷”意识。

特别是满清入关后，对汉族实施剃发易服，在日本人看来，中国的“衣冠上国”已风采不存，清朝人被日本人嘲笑为“豚尾奴”、“豚尾儿”、“辫发和尚”。如今，日本介绍中国的书刊、图像、海报、展板，也都往往展示拖着发辫的清朝人。而在中国国内，辫子戏、宫斗戏满天飞，也加深了日本人这一印象。可以说，满清的文化符号从过去到现在，都更容易让日本人倾向于觉得中国并不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

因此，满清统一天下后，日本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国”或“中华”提出质疑：蛮夷统治下的中国还是“中国”吗？江户时代，儒学者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一书中，公然提出了夷狄统治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国，日本才是“中国”的论点。山鹿更进一步把“中华”和“中国”的称号加到日本头上，而将中国贬为“外朝”。这就是“日本虽非中华，日本近于中华；中国虽曰中华，实乃鞑靼支那”的意识渊源。这种思想给日本社会留下深刻影响。

　　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至今，仍有日本学者在媒体上撰文，认为元曲并非中华正统文化，与唐诗宋词意趣相去甚远，暗示宋后中华文化已灭。

清末，看到中国积贫积弱，日本国内想要取代中国，进而充当亚洲霸主的情绪急剧膨胀，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对华夷秩序的拒绝上，而是要彻底破坏这个秩序，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新秩序。1874年入侵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国，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1895年4月签署的《马关条约》第一条便规定废绝中朝宗藩关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就此彻底瓦解。

从此在日本，“大唐”“汉土”“大明”等对中国的尊称也逐渐被“支那”这一蔑称取代。日本的极端民族利己主义情绪同时急剧膨胀。对日本人来说, “支那”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中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便现在，“中国”“中华”的字眼，仍令一部分不甘心二战失败的日本人耿耿于怀，认为这表明日本是边缘国家，他们仍然乐于用蔑称“支那”来指代中国，指代在他们看来生活在中国却已丧失了中华正统文化的人群。

　　与此同时，今天仍有不少日本人对“中华”的字眼存在另一种敏感——认为中国人仍存在“中华思想”。右翼文人西村幸祐指责中国存在华夷之辨，将周边国家视为蛮夷，导致东亚共同体无法建立。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认为，中国人无论自己国家多落后，都认为自己文化是最优秀的，因此“中华思想”必将导致中国称霸。日本的反华游行甚至喊出“打倒中华帝国主义”的口号。
中国主持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被日本时事社酸溜溜地讽刺为如同古代中国皇帝接待属国国王朝拜，世博园的中国馆形似王冠，被《产经新闻》穿凿附会成表明中国要恢复东亚册封体制。而“中国梦”一词，则被一些日本媒体渲染为要恢复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
在保守派看来，中国的兴起是东亚册封体制的再现，日本将因此沦落为边缘国家，这无疑是一个噩梦。虽然日本此前笼统地向亚洲国家表示过道歉，但是从未专门针对中国使用过“道歉”一词，日本在联合文件中对韩国可以用表示“道歉”的词汇，对中国则仅限于“反省”，恐怕也是这种“小中华情结”作怪。

　　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这种对中国不服输的劲头，使部分日本人对中国有很强的逆反心理，右翼政客把靖国神社作为向中国示威的舞台，以此巩固人气。日本的外交活动似乎完全围绕遏制中国开展，目光如此短浅，却很容易获得日本国内舆论支持。

可以说，在日本历史上积淀千年的“小中华情结”，使日本有股势力难以容忍中国再次崛起为亚洲的中心。我们在分析中日关系时，不能忘记日本人这种独特的心态。（记者蓝建中，新华国际客户端独家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