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面临新的危机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失败者也是有投票权的，这就是民主的含义，而且也理应如此。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十足的欺骗和羞辱，他们会把票投给竞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或英国独立党(UKIP)的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有些政客集极右派的本土主义、极左派的国家主义、以及两派皆有的威权主义于一身，他们蛊惑人心的言论对于部分民众、尤其是本土工人阶层尤其具有诱惑。
首先，他们排斥那些主导本国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精英，也就是最近聚集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那群人。这种排斥心理可能会引起可怕的后果，精英们需要作出明智的回应，不过现在可能为时已晚。
右翼精英的提议一贯是较低的边际税率、宽松的移民政策、全球化、限制昂贵的“福利计划”、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以及股东价值最大化。而左翼精英的提议则是宽松的移民政策（一样）、文化多元化、世俗化、多样化、堕胎权、种族和性别平等。自由主义者对两派精英的目标都拥护——所以他们是极少数群体。
在此过程中，精英们逐渐脱离了对国内民众的忠诚和关注，把自己塑造成了全球超级精英的形象。因此不难看出为什么普通百姓——尤其是土生土长的人——感到疏远。他们是失败者（至少相对精英而言），他们无法平等分享利益，他们有种被利用、被伤害的感觉。金融危机过后，生活水平恢复缓慢，让这些失败者认为精英们能力低下，而且掠夺成性。所以那么多人感到愤怒并不令人意外，倒是这么多不愤怒的人反而让人惊奇。
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已展示了，从1988年到2008年，全球收入分配中只有两个群体的实际收入基本没有上升，一个是收入最低的5%人群，另一个是第75百分位到第90百分位之间的人群。后者涵盖了高收入国家的大量人口。
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同样表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普通工人的报酬明显落后于生产率的提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技术创新、自由贸易、公司治理的变化以及金融自由化。但这一事实无可置疑。在美国，经济增长的成果都集中在社会顶层，其他高收入国家虽程度较轻，但同样如此。
最后，人口中移民比例有了大幅攀升。很难说这为广大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但那些顶层人士、包括企业无疑都从中受益（见图表）。
尽管左翼支持福利计划，人们可能会觉得这对本土工人阶层十分有益，但大量左翼正日益失去支持者。美国似乎尤其如此，种族和文化因素在这里尤为重要。前美国总统、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南方战略”旨在吸引南方白人支持，该战略产生了政治效果。但共和党精英的核心战略——利用中产阶层（尤其是男性）对种族、性别和文化改变的愤怒——正在酿成苦果。共和党对减税和放松监管的关注，对该党绝大多数基础选民几乎毫无安慰。
共和党拥护者抱怨特朗普并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这说到了点子上。特朗普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与其他主要参选人一样，他提出了财政无法承受的减税政策。的确，共和党人反对财政赤字的观点看来荒谬。但关键是，特朗普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一个反对移民的人。这些立场吸引了他的支持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拥有一个宝贵的资产：公民身份。他们不想与无数外人分享这一资产。勒庞和法拉奇的支持者同样是这么想的。
一定不能让排外的民粹主义者获胜。我们听过这样的故事，其结局非常糟糕。如果美国发生这种事，将产生重大全球影响。美国是我们的全球自由秩序的创立者，且仍在保障这一秩序。这个世界迫切需要见识通达的美国领导人。特朗普无法提供这一点，而这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不过就算今年能避免这样的后果，精英们还是得到了警告。右翼精英在培养公众愤怒以实现减税、增加移民和放松监管时，是在铤而走险。左翼精英如果被认为牺牲大量艰苦奋斗的群众的利益和价值观，而支持文化相对主义和放松边界控制，那他们也是在冒险。
西方国家是民主国家，这些国家仍提供着全球经济秩序的法律和制度基础。如果西方精英们罔顾大多数民众的担忧，后者将收回他们对其计划的支持。美国的右翼精英就正在自食其果。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唯一的原因是左翼精英失去了大批本土中产阶层的忠诚。
尤其重要的是，民主意味着全民治理。如果居住权（以及更重要的公民权）得不到保护，这种危险的不满情绪将扩大。事实上，太多地方已经出现这一情况了。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