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有句话讲，美国一打喷嚏，全球经济就感冒。这句话依然正确，只是现在还要加一句：中国一打喷嚏，全球经济也感冒。全球经济已经失去最后一个重要的由信贷助长的需求引擎。几乎可以肯定，这将进一步加剧全球“储蓄过剩”，或者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说的“长期停滞”，即需求相对潜在供应偏向于疲软。这对全球经济风险有重大含义。

IMF还为那些忧心忡忡的投资者列出了足够多的下行风险，包括破坏性的资产价格变动，资产市场动荡；潜在产出的更低增长，这将削弱投资以及总需求；中国产出放缓超出预期；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下滑；美元走强，这将进一步削弱贷款者以美元计算的资产负债表，特别是那些举债投入大宗商品生产的贷款者；地缘政治风险；总需求进一步疲软的风险。

不妨将世界设想成一个单一经济体。如果世界增长一如预期，可能充其量也就是达到潜在增长率。但如果上述风险清单中有几项出了问题，世界将面临产能过剩加剧以及通缩压力。即使没有发生什么更坏的情况（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世界经济也仍然值得担忧，因为眼下政策的可操作空间相当有限。

出口大宗商品和背负沉重债务的新兴市场国家现在将不得不紧缩开支，就像几年前受到危机冲击的欧元区国家那样。与欧元区一样，这些经济体也在寻找外部需求以恢复增长，但它们的等待可能是徒劳的。高收入国家的短期利率已经处于或接近于零利率下限。如果需求受到重大负面冲击，它们很可能没有能力采取有效行动，或者至少缺乏意愿。即使是中国也有这种可能。

过去15年里，优质证券的长期实际利率一直很低，表明投资相对于储蓄长期偏软以及投资者厌恶风险。在2007年以前的那段时期内，全球需求大部分产生于信贷扩张和住房建设，尤其是在美国和西班牙。2007年到2009年西方金融危机期间，以及2010年到2013年欧洲危机期间，这一引擎耗尽了燃料，导致短期名义利率和长期实际利率降低为零。自此以后，这些经济体的需求与潜在及实际产出保持疲软。幸运的是，2009年中国由信贷推动的投资激增，为工业原材料和投资品出口国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但现在，这一引擎也耗尽了燃料。（见图表）

虽然高收入经济体正在从所受的冲击中复苏，但看不到支出相对于潜在产出暴增的迹象（或可能性）。欧元区尤其不大可能出现繁荣。中国或许能够维持实际需求每年7%的增长。但对于一个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超过40%的经济体而言，这样的需求增长意味着过剩产能将不断增加。同时，更容易设想的是，中国的投资相对于储蓄将出现下降，而非相反。换句话说，未来几年，中国几乎肯定会面临日益严重的需求不足。同时，许多新兴经济体的产能肯定会增加。总之，全球潜在供给过剩的局面看来肯定还会恶化。这就是全球范围内通缩压力很可能会上升的原因所在。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管理这个世界呢？下面分别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来讲。

短期内，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经济出现大幅放缓，更不必说其他更坏的情况了。应对这种形势的工具不容易获得，这里既有政治因素也有其他原因。对于实施更多非传统货币政策和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抵制是根深蒂固的。这是愚蠢的，但也是现实。既然如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让世界根本不需要这种政策。

然而，中期来看，至关重要的是要开始讨论，如果世界经济遭受巨大负面冲击或者多次冲击的话，需要怎么做。如果能够详细阐明非常规政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人们也许就不会那么反对进一步实施这类政策了。

长远来看，人们应该可以意识到，一个实际利率如此低的世界提供了巨大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想的是如何实现全球投资繁荣，而非经济放缓。中国似乎明白了这一点。西方也能做到吗？

世界已经没有大型经济体准备且愿意让放贷和支出全速增长了。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全球需求可能会更加疲软。政策、思考事情都必须适应这一现实。从现在开始。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