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安倍晋三不愿正视的二战历史 傅好文 2015年8月19日

在日本投降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的纪念日到来之前，东亚地区已经进行了数月的猜测。

人们心中的疑问是，希望日本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积极角色的日本新一任保守派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是否会以不同于前任的方式谈论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责任和罪行？

最终，安倍晋三在周五的发言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新内容。他在二战的起因和日本最恶劣暴行的确切性质上含糊其辞。这些暴行包括从朝鲜半岛和中国强征数以千计的妇女充当所谓的慰安妇；为征服邻国使用毁灭性的军事手段。安倍没有使用个人化的语言道歉，而是满足于引述前任首相的道歉措辞，紧接着他又表示，让日本当今的年轻人或下一代日本人，为自己出生前发生的事感到愧疚，并不合理。

安倍晋三的言论很快引起中国和韩国的强烈批评，这并不让人意外。更有意思的是，他还引来日本社会重要人物的指责。在周六举行的一场安倍也有出席的和平纪念仪式上，81岁的明仁天皇(Akihito)突破以往的表现，对二战期间日本的暴行表示了“深深的懊悔”。他的父亲裕仁天皇(Hirohito)在上世纪30年代开启了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行动。91岁的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市(Tomiichi Murayama)对安倍晋三作出了更直接的指责：“他的话讲得很漂亮，但并没有说明是为何道歉，也没有说以后要怎么做。”

日本官方对二战最深刻的道歉正是来自村山富市在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日上的谈话。当时他说，日本殖民主义和侵略行为“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他个人还对此表达了“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的顶峰时期，它也曾是世界最大的发展援助提供国，而且它提供的资助和贷款大多集中在亚洲地区。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方面，日本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提供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投资、关键的新技术，甚至包括政治支持，比如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发生后给予的支持。

但是，这样用意良好的举动却一次次因为日本模棱两可的言论，以及日本领导人自身的挑衅行为而遭遇挫折，后者往往是为了安抚日本国内保守势力而采取的行动。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日本领导人反复参拜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Yasukuni Shrine)，那是为纪念日本在现代战争中牺牲的军人而修建的神道教建筑。靖国神社供奉的亡灵包括许多在战后以甲级战犯身份受审的日本军官。

在这方面，安倍晋三的地位既独特又复杂。他经常深情追忆的外祖父岸信介(Nobusuke Kishi)，曾在日本占领的中国满洲负责工业发展事务，当时那里性奴、卖淫和毒品交易一度泛滥。作为有法西斯倾向的极右翼政客，岸信介曾在战时的东条英机(Hideki Tojo)内阁担任军需省次官，后因有战犯嫌疑被监禁但并未受到审判，这些经历帮助他在战后不久，成为了地位重要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十年前第一次短暂地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力求与中国亲善。在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任内，中日关系一度日趋紧张，因为小泉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小泉也是安倍的前上司。

但是2013年，在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一周年的时候，安倍晋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再度激化了日本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矛盾。自此，安倍晋三不顾国内日趋激烈的反对情绪，修改法律以使日本绕开和平宪法的限制、扩大自身国防事务范围，同时增强与其盟友，尤其是美国的军事合作。这些行动引发了外界对他的不信任。

与欧洲相比，东亚国家在二战问题上的深刻分歧为何会残存如此之久？是因为德国远比日本更积极地承担自身的战争责任，而它的邻国也更乐于着眼未来？

无疑，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对日本的盘算，即手边有一个可以随时利用的宿敌，在政治上非常有利，尤其是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支柱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已经变得不合时宜的局面下。如今，中国共产党只剩下两个赖以显示其合法性的支柱，即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正在放缓的经济增长。

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中国的学者威廉·A·卡拉汉(William A. Callahan)发现，中国名列前茅的制片公司横店影视城2012年整整60%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中含有抗日剧情。他估计，单单那一年，这些影视节目中呈现的被杀死的日本人就达到7亿人次，比日本实际人口的五倍还要多。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几乎整个20世纪的历史都有待改写，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国内的历史叙事实施了极端的操控和审查。其中最大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是毛泽东的部队英勇地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横店影视城拍摄的战争片几乎都这样描述这场战争——这种论述直到现在才开始退潮。实际上，绝大部分战斗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开展的。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大跃进时期人为造成的大饥荒，导致三四千万人在1958年至1962年间死去，比日本侵华时夺取的生命多得多。但这一点和其他很多棘手的中国历史问题，都是严禁讨论的。

韩国方面，现代韩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日本的战时合作者缔造的，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包括韩国现任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事实上，朴正熙曾给自己取日本名，在日本陆军中担任军官，还曾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的亲密盟友。但韩国对这一段历史的处理方式，也无论如何谈不上正面和直接。

作为1930年代在亚洲挑起世界大战的国家——这点无可争议——不断争取与邻国在未来实现更大的和解，是日本义不容辞的责任。安倍晋三的逃避行为，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今年4月，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讲话时，安倍晋三做出了任何日本前任领导人针对亚洲都不曾有过的言论。他谈起二战中的著名战役，如珍珠港、巴丹岛和硫磺岛战役，声称对过去“深深悔悟”。他对一段可怕历史中一部分最为恶劣的情节，作出了明确的表述，而不是像他上周面向亚洲发言时那样，止于含糊其辞和逃避的表述。

他还在华盛顿动情地谈到了战败国日本与战胜国美国结成的友谊。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日本最近几任领导人在面向亚洲民众发表讲话，讲述其共同的历史时，大多不会提及。

安倍晋三认为，不断要求日本人的后代对早已过去的事情负责，可能会让他们厌烦。他这么想是对的。但他的错误之处在于传递了一种不情愿的态度。的确没有快速巧妙的办法可以用来消除历史问题引发的仇恨，但通向和解的最佳方法，是放弃否认和自我辩护，转而承担责任并伸出友谊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