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这八年来到底失去了什么？
周鑫｜文
从2007年以来，我曾经五次访问台湾。第一次去台湾时，我正在香港工作，很自然地以为台湾人应该和香港人差不多。但是，当我一踏上台湾的土地，就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
首先，台湾人受过精致的民主训练，公民意识极强，毫不夸张地说，在华人世界里属第一。一次我采访一个台湾的小学生，问他什么是选举，这个才十一岁的孩子的答案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说老实话，这后面半句，在其他华人地区，即便是政治人物也不一定说得出来。就这一点，我觉得台湾对于民众的政治训练绝对是世界领先的。第二，台湾是一个高度开放与包融的社会，最令我惊叹的是，于我居住的台北喜来登酒店，正好可以见到前往“总统府”包围陈水扁的人群，但是途经这一路线上班的人却可准时抵达公司，不受干扰，彼此不同政治意见，可以在民间如此充分协调，当时我觉得不可思议，事实上日后看来也确实很了不起。第三，台湾的公务员团队素质极高，我一度认为香港的公务员素质不错，但是当我在台湾体会了与台当局对外交往、宣传、文化及台北市政府的官员打的交道之后，发现香港公务人员过于匠气，而台湾的公务员团队，则在严肃认真清廉之外，不乏高度的灵活性。
我当时供职的上海电视台（东方卫视），照理说是不能前往台湾进行采访报道工作的，因为当时由台湾新闻主管部门批准的可赴台的大陆媒体，只限三四家大陆中央级媒体。但是，负责审批我赴台采访一事的一位台湾驻港官员，在与我仅仅一次面谈之后，即表示“周先生，我一定会让你成行”。由于采访任务紧张，他们来不及将我的证件送回香港，于是竟然安排一位负责外事的“新闻局”官员在台北桃园机场的出入境检查站等我，待我抵达之后，将证件送出，供我通关。此事令我印象极深，要知道这时还是陈水扁在台上，两岸关系还非常一般呢，这说明台湾的主管官员在弹性执法、办事方面，完全不小家子气，大气开明！
随后，2008年我又赴台采访陈云林；2009年新年之即，我又在台湾守候大陆一对熊猫在台北动物园安家。可以说，每一次都有风雨，示威、游行、抗议或多或少都有，但台湾有关方面均可以处理得妥帖得当。一次我深入绿营包围陈云林用餐酒店人群采访，身边有不少人看到我手持的话筒，有认识的就说“这是大陆电视台的”，当时我还有一点紧张，但是，一个多小时的拍摄，我们不仅未受任何阻挡，相反当我告诉人们我采访结束要前往台湾东森电视台传片子时，人群居然立即让出了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顺利离开。我一边离开，一边激动地想，这片土地太有希望了！
但是不久之前，我再次访问台湾，除了一丝心酸之外，总是涌在眼前一个词：萧条。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台湾的人口在不断减少，台北大型百货公司里的顾客比起八年前明显稀松了起来，那些曾经塞满人流的特色街道里，除了略显突兀的大陆旅行团外，人也不多；到了台中、高雄就更是如此，热闹的只剩下那些高高飘扬的各种竞选旗帜，而这也更显示出了城市的冷清。根据台湾中研院的报告，台湾已经成了一个老年化加外流型的社会，并且还有非常突出的人口结构问题，男少女多就是一个特征。我认识的台湾好朋友，大多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政治精英，他们均选择了在台坚守，但是他们对于台湾经济的前景，却并不看好。一位台湾的经济学家对我说，如果将台湾仅比作大陆的一个省级行政单位，GDP总量甚至不如大陆中部的河南省，被一直仰视台湾的福建省超过也很快了，台湾在经济上不仅奇迹不再，而且连常态都不见了。他说的是实情，8年来，台湾经济鲜有起色，基本上快落到了倒退的边缘。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台湾的GDP与大陆的河北省差不多，居然落在河南之后，假设有一个排名的话，她只能在省级行政单位中，排到六七位的样子。1990年时，台湾的GDP大约可以占到大陆的三分之一多，而到了2014年，台湾的GDP大约只有大陆的5%。但这也许还不是最严重的。
由于我长期在媒体工作，台湾的同行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交流的对象，而这些年来，台湾的电视行业的制作质量，可以说已经彻底崩塌了。娱乐节目全线溃败，像胡瓜、张非、小S、王伟忠等等等等人的名字，全成了回忆、或者成了广告，因为他们的节目已经看不下去了。动不动上亿级人民币制作的大陆综艺节目，已经全面超越了台湾当地电视台的制作水准。一位台湾电视台的总经理对我说，这已经不是今天赶不上的问题，而是永远也不可能了。出于研究台湾媒体的需要，我一直有收看台湾电视新闻的习惯，而现在台湾的电视新闻里，理性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少，情绪化的、过激的、极度民粹的、离奇的语言比比皆是，电视新闻制作人们似乎已经不在意把一件事说清楚，而只是在意把它说激动了。记得2003年时，《宋美龄》纪录片的导演来沪交流，同为电视工作者的我们在看完一集节目之后，纷纷起立鼓掌致敬。而现在，在台湾的电视频道上，已经见不到这样的节目了。台湾同行告诉我，没有办法，收视压力太大了。这一切，让人感到经济的肃杀正在让文化凋零。
2014年，我去佛光山拜晤星云大师，大师正在被反核人士围剿，我问大师，是否太多地关注了政治，大师说人还是要讲道理的啊。是啊，人是要讲道理，但是台湾讲道理的成本似乎被耗尽了。台湾的大企业基本都将生产中心、经营中心甚至金融业务都迁出了台湾，最近这些年连人才储备也建在了台湾以外的地方。台湾的精英人才以往会在大陆的台资、外资企业工作，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在大陆的民营公司里工作了许多年；以往在我喜爱的一个中天电视节目《台湾脚逛大陆》里，台湾人在大陆的中西部省份工作的还不多。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也参加到了李克强总理提倡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当中。过去还有一个有关台湾人在大陆的人口统计，而今这个统计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因为有很多台湾人即使没有办理太多证件和登记，他工作的重点也是大陆了。最有意思的是，2012年以来，大陆警方已经与台湾警方发动了多起联手打击台湾黑社会的行动，看来连他们的业务也要重心转移了。最近大陆的股市大起大伏成了全球热点，但反观台湾股市，这似乎已经是个被淡忘的地方，已经很少听到什么台交所的新闻了。很多台湾人把这一切归咎于马英九及其政府，这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但肯定不是问题的全部。
以经济学的维度观察台湾，台湾经济在过去八年间，最大的问题在于开放性不足。两岸三通实现之后，不管各方力量怎么看、是不是愿意，台湾已经被架上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快车道。照理说，台湾完全可以凭借全球领先的社会保障体系、民主政治、人才优势，在其中博得先机的。但是，事实却非常无情。举一个例子，2009年，我们采访朱立伦时就曾经呼吁自由行，朱立伦虽然认为对，但当时没有表态。这代表了台湾政治人物的一个矛盾心态，有关大陆的事，我不能先说，以免成为靶子。后来自由行成功。但以经济动物的角度，自由行绝不单单是一个旅游问题，它应该是一个资本项目开放，甚至是一个移民项目开放的问题。自由行之后，我们预计的应该是开放大陆民众在台购买不动产，甚至开放移民。台湾与香港不同，拥有巨大的吸引大陆资金和人才的潜力，可以说，假如台湾可以在2009年开放以上两者的话，一则大陆民众不会挤爆香港，二来台湾的地产乃至整个金融市场将被激活。台湾土地房屋私有化程度极高，民众个人及相关行业均会从中受益，资金与人才的流动将会掉头回流台湾。但是，这种声音在台湾很弱，而且一旦出现，皆被批倒批臭。回过头来看大陆这一边，三通之后，大陆对于台湾人居住、工作、旅行的限制几乎为零，甚至由于大陆长期以来对于台湾人在内的海外华人的超国民待遇，台湾人在大陆工作，还可能在工资、职位上被高看一眼。不久前在反腐中落马的南京市长季建就曾经说，自己在昆山工作时为台商端洗脚水。与此同时，台湾企业也是哪里有钱挣就去哪里，我们看到2008年三通实现之后，不少台湾企业放弃台湾市场的行动更加彻底了。企业在出走，对台湾最有兴趣的陆资又入门不得其法，接下就只能是人才的外流。这已经成了当今台湾社会的一个死局。但是在一个民主政体下，现在的马英九及其政府是无力挽回的。而且，在主流民意不转变的情况下，下一届政府要改变这一切也非常困难。
蒋经国先生是我最尊敬的政治家，他启动台湾经济起飞的按钮就是开放，从经济开放，到政治开放，最终不惜放弃蒋家王朝乃至整个国民党的在台统治。但是，就如阿伦特所言，民主政治亦有其阴暗面。任何力量均可以以民主为名，无需任何成本的煽动民粹，杯葛政府；这一方面是任何一个民主政府都要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也是台湾社会走向真正成熟民主社会真正的挑战。眼下，台湾社会又将面临一次新的选择，无论谁将当选，前面的路都将充满风险。但是，你们的风险不会有当年蒋经国先生的大，他既然有如此之大的勇气将这一切交给你们，你们为何不能做出真正有担当的选择呢……
祝福台湾，天佑宝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