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出现在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国政府发现有中国战俘坚决不愿回大陆，乃提出了“根据战俘自愿进行遣返”的原则，并且情不自禁地支持反共战俘去控制战俘营。先是把一些战场投诚的原国民党军队军官调往日本东京受训，然后任命他们担任各个战俘营的俘虏官；允许他们在战俘营里发展“国民党支部”及“反共抗俄同盟会”；特别是让他们成立“战俘警备队”，并允许警备队私设“刑讯室”，实际上给予了他们使用暴力手段去统治战俘营的权力！这就把潘多拉魔盒打开了。这些坚决反共的战俘通过他们掌握的行政权力及“战俘警备队”的准军事管制，开始在战俘营里强迫所有的战俘听取宣讲反共课、在讨论会上辱骂共产党；强迫党团员去宣布自己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强迫战俘们在要求去台湾的申请书上签名盖血手印；最毒辣的是强迫战俘在身上刺青，刺上永远抹不掉的反共标语乃至国民党党徽，看你还敢不敢回大陆去！面对亲共战俘们从各自为战的反抗到团结起来有组织地抗争，他们采用了当年国民党监狱对共产党囚犯使用过的各种残忍刑法予以镇压。
究竟何去何从？这是大家在战败被俘之后面临的又一次关键的命运抉择！这次是关系到能否保留住我们自己做人的尊严和回家跟亲人团聚这些基本人权的抉择！但是要回家就得选择共产党，要去台湾就必然选择国民党！历史的安排就是如此。于是，去台湾还是回大陆之争，变成了国共之争，既然事关每个战俘的终生抉择，全体中国战俘就都卷入了那场激烈的战俘营里的国共内战。
1952年4月6日，美军管理当局宣布：全体中国战俘将于4月8日起接受“遣返志愿甄别”。那场国共内战便面临最后决战。那几天，在中国战俘营内反共战俘掀起了对拒绝去台湾战俘的大规模恐吓和镇压，四川大学新参军的外语系学生林学逋被当众剖腹挖心。结果是1.4万人去了台湾，只有7000人回归大陆。
60年后回顾这个历史事件，对于我们这些朝鲜战争的受害者竟然还得去吞下国共两党几十年积累的历史恩怨的苦果，我真是感到极其无奈和沉痛！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人的尊严是维护人性的最后底线！人的尊严一旦被剥夺，人性就会被扭曲、甚至被异化为兽性！我们那些在最后一刻放弃回家跟亲人团聚的难友，大都是在受尽屈辱失去尊严之后，已经万念俱灰，只想“苟且偷生于乱世”了；而那个竟然下手去对自己同胞剖腹挖心的败类，他已经完全异化成为一头野兽了！看来，维护人的尊严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极其重要的标志。
朝鲜战争结束后，那场战争对我们命运的捉弄并未结束。我们这些拼命要回国的7000人，回来后却被看成怕死鬼、变节者、甚至是从敌方投诚回来的敌伪人员。连我这个曾经被美军判为“刑事犯”与“战犯”、曾经被囚禁在巨济岛最高监狱和战犯营场的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归来后竟然也会被共产党定性为“变节者”，受到开除党籍、军籍的严厉处分。给我定的两条主要罪名是“有武器不抵抗被俘”和“为敌服务”。我在突围时紧握手榴弹带着七个小宣传队员往沟口跑，遭到交叉火力阻击，一个队员中弹身亡，我们跳进山边水沟里隐蔽。天亮时，美军坦克进沟，后面跟着步兵。我叫大家趴下，正要将手榴弹奋力扔向敌人时，手臂被身边的小队员抱住了。他哭喊着：“您千万别扔呀，扔了我们都得死呀！”这些小宣传队员都是我从成都带出来的，看着他们那充满惊恐无助的神色，我心软了，便带着他们往山上跑，而我们最终都没能逃脱被俘的厄运！这就犯下了“有武器不抵抗”之罪。我的另一桩“为敌服务”罪行，指的是我当翻译之事。在被押往前方战俘收容站途中，一位难友捂着肚子往山根树丛里跑，押送我们的美军对他大叫：“Stop, or you will be killed!”（站住，你想找死呐！）然后朝天开枪了。我急忙对那位大个子士兵喊：“Don’t shoot, he is getting dysentery!”（别开枪，他正在拉痢疾！）我就是这样被他们发现会讲英语的。当美军布鲁克斯上尉动员我去他们第八军司令部当翻译官被我婉拒之后，他请求我协助他们管理中国战俘们的生活。我答应了，最后担任了坚持回国战俘营的“对敌总翻译”。这就犯了“为敌服务”之罪。就这样，我们归国的7000难友，不仅绝大多数党团员被开除党团籍，大多数人的军籍被开除，并且一律受到“终身控制使用”的歧视与惩罚。这就使得我们和我们的亲属在几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与迫害。“文革”结束后，我们争取到中央政府宣布给予我们的政治平反，但经济上我们没有获得任何改善，致使多数人仍然陷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之中。其中不少难友已经怀着深深的遗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的那些去了台湾的1.4万个难友，受到的政治待遇比我们强一些，他们绝大多数被编入国民党军，虽然也有些人受到暗中考察甚至在绿岛坐过牢房，其中还有人被判死刑，但没有像我们那样全都受到怀疑、歧视和终身控制。而且随着台湾的民主进步他们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不少人通过奋斗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教师、作家、医生、律师、企业家等等。我在台湾南投县探视了一位白手起家创办花园式度假村的难友，完全没料到他已成了拥有亿万资产的企业家。
然而，朝鲜战争给他们留下的伤痛也是深重的。他们不止是跟1949年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老兵一样长期承受着离乡背井、骨肉分离之痛，还要忍受人们对他们的战俘身份的蔑视；因具有战俘身份，他们成家更加艰难，我的大多数难友至今依旧孑然一身，不得不在荣民之家里度过他们凄凉的晚年！同样因为他们的战俘身份，他们不少人回大陆探亲也是有家难归。一位家住辽宁锦州的难友，第一次回乡探亲，他的从未见过面的遗腹子和孙子举着“热烈欢迎某某人”的牌子，在火车站接他。他高兴地给家里添置了电视机、电冰箱、电热水器。临别那天，他的孙子一大早站在床前求他给买辆摩托车。他抱歉地说身上的钱确实不够买车了，明年回来一定给买。在火车站，车启动后，孙子追着他喊：“你当了俘虏、去了台湾，我们为你受了多少罪？你连一辆摩托车都舍不得送我，你算他妈的哪门子爷爷，你别回来了！”这位难友在向我回忆这个经历时泪流满面。
我比我的大多数难友幸运些，我在难友、亲友们的支持下活着熬过了被俘及归国后最艰辛的前30年。在我头上的“变节者”和“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掉，我的政治名誉与人身自由得到恢复以后，我在众多亲朋好友的关切下，又用了30年时间去追寻、记录我们这个特殊的志愿军战俘群体的苦难历史。最后完成了两部“报告文学”作品：《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六十年回忆》《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前者着重叙述我自己与我的归国难友的经历，后者着重叙述我的去台湾难友们的命运。
过了60年我们再来看那场战俘营斗争，有了不少醒悟。前些日子我在台北跟一些幸存的难友聚会，我们拥抱、我们流泪、我们干杯！大家都感觉到：当年在战俘营里，我们这些同胞兄弟竟然会因为跟我们生命毫不相干的什么主义斗得死去活来，实在是太愚蠢了！擦干泪水大家又说：“现在醒悟了，也不算晚，也不算晚！”其实，现在来看60多年前那场内战又何尝不是一场根本不该发生的骨肉相残的争斗？
同样，朝鲜战争也是一场完全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尤其是我不应该上战场去与美国人为敌。我求学的初中、高中都是美国来华兴办的学校；我读的清华大学也是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的。我应该感恩于我的母校，感恩于美国。何况近百年来，在所有西方国家里，美国对我们中国最好。抗日战争也是美国对我们援助最多。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似乎矛盾很大，摩擦很多。而究其根源，并非中美两个伟大的民族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冲突，而主要是由于多年来双方在政治制度上的对立造成的。我深信，一旦大陆也像台湾那样走上民主宪政的发展道路，中美关系必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中美两国将不只能够和睦共处，还会携手去维护世界和平。
我的一生除了参加过朝鲜战争，还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这些极为惨烈的战争，亲身见证了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可怕灾难。如今在我们这颗星球上还有不少地方燃烧着熊熊战火，每一天都有无辜的人们在爆炸中死去。但我完全相信人类有智慧、有能力去制服战争这头恶魔，去创造世界的永久和平！
我们高兴地看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建立起联合国之后，地球上原来分裂存在的一百多个国家开始形成一个人类大家庭。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正在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国家的界限正在日益淡化，欧盟的创建与扩大是人类在欧洲实现民族融合的重大进展；而人类所经历的无数次战争的惨痛教训，已经促使和平、民主、自由、平等、正义、博爱等等理念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普世价值，“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与追求，它也是联合国带领人类大家庭共同奋斗的目标。
我的不少战友、亲友对我的这些观点持有不同看法，主要是认为我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批判认识得不够深入，因而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过于乐观，对世界大同以及永久和平抱有幻想。其实，我们对于中华民族与人类未来的走向都怀着同样强烈的期待，不同的仅在于着眼点。我的信心来自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而不是某个政党，来自我们民族的三千年历史而不只是近百年历史，甚至是来自地球村和整个人类的大历史发展。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