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國家金融安全聯想(《叢論中美》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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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培欣:中美國家金融安全聯想(《叢論中美》尾篇)

中美是世界上管理两個最大經濟體的有著不可否認的有效體制的國家。即便如此,美國已經領教了1929年的全球經濟大蕭條和2008年全球次貸危機對自己的震撼。中國則領教了1989年經濟社會混亂和當前正在困擾中國社會經濟的難解之結。

在市場經濟管理方面,美國是個“大學生”,中國是個“中學生”,在實體經濟方面,金融服務經濟方面,虛擬網絡經濟方面中美各有所長。

中國隨著經濟發展而出現的腐敗現象,其實是改革車輪上的一塊泥巴。或把這塊泥巴拋到歷史車輪後面,或被這塊泥巴折騰翻車。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促成了人類經濟發展歷史上最巨大的進步。美國新總統川普都在向中國學習。

當前中國在國家管理體系上遇到瓶頸,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在向發達國家取經。在反腐碩果累累的關鍵階段,他敏銳的提出國家金融安全問題。

下面就列舉一下歷史上一些金融、社會與個案實例,有的案例已多次提及。

一是羅曼兄弟倒閉的教訓和美國政府對AIG等的救助

此次金融海嘯之後五年,紐約時報登文:

“沒人說過雷曼值得挽救。但提出的觀點卻是,如果雷曼獲救,也許危機就不會那麼嚴重。雷曼的破產為市場帶來了嚴重的不安情緒,投資者對於政府的作用感到迷茫,不知政府是否在插手幹預,決定不同機構的存亡。政府此前救助了貝爾斯登(Bear Stearns),然後對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進行了國有化,僅留下雷曼等死,卻回過頭又救助了AIG。”

當今的中國開展了建國以来最大力度的反腐,尤其是在國家根基的軍隊中的成功反腐,使中國已在反腐清政全面勝利的路程中“半九十”。但是,在金融反腐中呈現出最窄的“瓶颈”。對於将影響社會甚至全球金融的这種企业政府确实應慎重處理,因為以資本運作為特點的大型企業除了违法者需要依法惩治以外几乎個個都有瑕疵,更何況在经济長年极其高速發展的中国的企業和官員的“原罪”狀態几乎百分之百。若法要罰眾,就易出現類似當年香港全港警察罷警事件的連鎖效應。若法外留人,則建立不起严格的金融體系法制化運作,深水區的经济改革處在空前的“两難”之中。中國的中高層政經改革包括公務員公布財產等“重药”如何下,可能不得不在時機成熟時開始一種中國特點的“斷崖”思考。因為法律無法做到罚众,否則只能客觀造成不公平的選择性的惩罚,只有在“斷崖”了断“前朝事”後才能從此建立最严格的新體系新制度。需要建立在严格區别企业和個人违法、违規、违纪、失德等不同等级的但更严厉的、公平的、没有選择性的處理的法制規範。此後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违重法者判重刑,违重規者重處罚,违纪失德者失信誉失公职(包括在“断崖”前的严重违纪失德者必须丧失一切公职待遇),不可姑息但不可混搅。

金融體制与政治體制的改革是中國走向真正法制的最后冲刺,如渐进的坚定的冲破积重难返的“两难”怪圈,最终将从根本上把经济奇迹变為政治奇迹。

二是香港警廉沖突的回顧

維基百科:

“警廉沖突主要是指於1977年期間皇家香港警務處與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之間的沖突,該次事件最終在香港總督麥理浩頒布局部特赦令後獲得平息。事件對香港社會的影響深遠,香港政府部門的公然貪腐及瀆職不再,公務員的貪汙行為有所減少,社會風氣走向廉潔,為香港日後的高速發展以及經濟起飛,成為全世界最廉潔的城市之一,奠定基礎。於2013年透明國際指數中,香港清廉指數全球排名第15位,控貪比例為95%。”

人們可以查找當年的詳細歷史,或許會對當今有所啟示。

三是辛普森案件體現的美國人民的以法治國的理念。

美國人民給政府決定大事,法院判刑,警察抓人設立很高的門坎,判刑需要那些“不懂行”随机挑選的陪審團成員全票通過,抓人需要经過程序緩慢的法院批準等。

總之,政府越受限,人民越高興,白宮發言人越尷尬,記者觀眾越滿意。處處體現了人民對政府的約束的强烈理念。

在中國人民也同样有限制政府权限的愿望,如最近的在内陆某电視劇的热播与在海外“出口轉内销”爆料的議論,不論你是否相信其真实性,却都反映了人們这種愿望。人們心里其實認為作案者是“辛普森”,但觉得限制政府更重要。

在美國人們崇尚:“寧縱勿枉”、 “寧放走,不抓錯”、“人民要有擁槍權”、“尊從程序正義以法治國,严防政府、警察权太大”等等。

但是因矯枉過正,美國行政效率低下,政府缺乏資金极易停摆,却藏富於民;人民拥槍達軍隊百倍而泛濫成災,槍擊案惡性案件頻發等。

四是彭博和薄熙來現象的啟示

資本社會主義下的美國的紐約市長彭博,在任紐約市長期間就如現任的美國總统一樣,並没有解散其為董事長的龐大企業。但由於他企業實行所謂信托管理,不領市長工資又捐募7億美金給紐約公益事業,使他幾乎成為美國另類的民族英雄。

同樣也在資本社會主義的中國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連妻子谷開來的律師樓都關閉,結果谷開来還是避免不了成為薄熙来犯罪的白手套,夫婦雙雙入監服刑。

但美國官員不领薪,许多基层議員只有几百美元的象征性月薪,他们在經濟上吃虧了嗎?其实是生財有合法之道,彭博的企業在他任市長期間市值大升數倍,他合法和光榮的獲取是他捐募的資金幾十倍,還不包括他在政治獻金方面的進賬。

彭博公司由邁克爾·彭博(Michael R. Bloomberg)創建和控股,2001年約有40億美元個人資產的彭博成功競選成為紐約市長並連任12年,在此期間他成為金融危機中所謂前二十名富豪中,唯一實現財富增長的人。在金融危機發生前後的八年間,彭博公司的資產大幅攀升至約175億美元。

當然,當今美國的新政治獻金法,使得美國政治人物更易被財團左右,這是一個新的弊端。當前美國的實體經濟大量流失,基礎建設落後,也必然有其體制原因。

“人之初,性本惡,‘錢’之初,性更惡”。人需要後天宗教式的約束,教育的引導,法律的制約。

“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資本更需要後天宗教式的約束,教育的引導,法律的制約。

體制的病需要改革體制來治療,信仰和教育的病當然也要對口治療。凡表面問題,均需尋找深層次的原因,治本才是百年大計。

中美都是大國,更需相互學習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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